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

我国宪法是用社会主义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来教育全体人民的有力武器，是促进社会主义法权意识和道德观念逐渐形成的巨大力量。（三） 轻视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苏联时期，当作为法学学科组成部分的宪法学失去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依附于或者说融入国家学科时，宪法基础理论就变得无足轻重，关于宪法的概念、宪法的本质、宪法的功能和作用、宪法规范、公民权利等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因而，对宪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4] 《苏联选举制度》，张子美译，商务印书馆1949 年版; 《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沈大珪译，商务印书馆1949 年版; 《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暨各盟员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弼遒译，商务印书馆 1949 年版; 《苏联法院和检察机关》，张子美译，商务印书馆 1950 年版; 《苏联国家组织》，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 1950 年初版，1951 年再版。初期关于法制问题的讨论也就此结束。[41]宪法的内容以及宪法的形式，首先反映着一个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16]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与 20 世纪苏联相接轨，这与国家在成立该校时确立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即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国家立法的结果，即全部现行法规。

[19]华东政法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组对当时自编教材的状况曾作出客观评价： 我们几年来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根据苏联的教材，参考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结合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编写大纲和讲义，进行讲授。[64]这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首先对于法的阶级本质给予的深刻剖析，指明了法只能是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而且法的内容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财产权保障的宪法制度演进历史进程来看，财产权的保障，实际上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和对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因此，可以按照生存权保障的标准，将私人财产分为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和非生存权性质的财产即投资性或投机性财产。具体到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在宪法上没有明确划分，我国财政体制上的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未能得到合理配置、有效控制和理性运作，这是地方政府巨额负债形成的制度原因。边沁认为：所有权与法律一起出生，一起死亡，同生共死。所以，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与实现公共利益目标的比例很难把握，故从比例性原则角度难以做出沪渝两市开征房产税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判断，但两市方案违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倒因为果。应根据累进税原则征税，以实现平等和社会公正。

但所得税主要是通过支付环节实行源泉扣缴方式征收，而财产税则要由纳税人从自己的净财富中直接拿出一部分缴给国家，尤其是按年一次性征收，而在每次缴纳的数额又比较大的情况下，纳税人对此的评价是一个不得人心的税。行政机关划分税权造成的重大缺陷就是：中央无限将税权集中于自身，而地方税权却相当薄弱。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权，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这是孟德斯鸠对我们的告诫。

[33]不仅如此，中央还会随意更改税收归属，侵蚀地方的税权，实践中早有先例。而我国宪法上并无税收的立法权专属人民代表大会的条款，只是在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第8条规定：有关税收基本制度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为体现宪法的平等权，税法对不同的税系，具体规定了不同的原则，如流转税是分类有选择的课税原则，所得税是量能课税原则和最低生活费不得课税原则，财产税是生存权财产不课税或轻课税原则。近代以来的宪政制度运行史表明，权力分立思想是宪政作为自由和优良政体的重大秘密。

这里，不需要像发达国家地方政府那样看居民的脸色，而居民也无法像发达国家居民那样以纳税人的身份，通过投票监督地方预算是否反映居民的偏好，从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兴办楼堂馆所甚至三公消费，导致地方财政人不敷出，公共服务经常处于缺位状态。因这些税费大部分与土地有关，故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口号下，进行旧城改造，不断扩张城市规模，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土地生财。

[16][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由于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方案事先没有进行专家论证，也没有做成本效益的预先估计，开征两年来，税款收人多少且又是如何使用的，均没有相应的预算及其信息公开。

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的保护。第三，个人财富增长不同甚至悬殊，违背了宪法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精神。第四，地方政府干预社会财富分配，需要财产税担当劫富济贫的重任。[10]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1页。因为国家经济制度比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容易变动，不利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11]在计划经济时期很长一段时间，财产税因缺少税源而形同虚设。

例如，所得税由地方税改为六四分成的共享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也由最初的地方税改为共享税后，中央的分成比例不断提高，直至中央占97％，地方占3％。[25]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

因此，财产税法的变革应从宪政层面加以考量，应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税法整体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体系，须与宪法的价值体系相一致。

所以，《宪法》第13条确立的不可侵犯条款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一般前提，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的原则性宣示，而《宪法》第56条规定的纳税义务条款是日益加深的社会事实对私人财产提出的新要求。财产分布的不均衡必然带来其收入差距的扩大。

明确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范围，避免中央政府事权随意向地方转嫁。显然，两地试点办法违背了上位法的规定，存在合法性缺陷。在法律制定之前，没有所有权而言，法律一旦消失，所有权也就不复存在。[5]林来梵：《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载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所以，限制和约束政府税收权力，使其不能随意对公民进行征税，便会减少政府腐败的可能性。[9]《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税权划分缺失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造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物品及服务提供的差异，进而产生公民（纳税人）对改革成果分享上的不公平。正是由于宪法财政分权规定的缺失，才导致现行分税制的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才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26]对比这两组数据可知，无论是全国财政收入还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值速度，都远远超出GDP增速。

税权划分混乱、矛盾的直接结果是民生难以得到保障。为此，要从宏观上不断完善以《物权法》为基础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法规，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拥有财产更加具有安全感。这暴露出我国某些地方政府立法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其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可见，地方财政收入不是增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增量再分配的问题。

可见，制约征税权力是税收立宪的传统和原始功能。因此，政府一旦成立，除了通过宪法加以限制外，公民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控制。

第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状，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公正分配机制。3．财产税的变革应该使地方政府真正获得独立财源 近年来，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土地财政和地方非法收入，地方财政再次面临短缺危机，完善地方税制，建立地方主体税种，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28]因此，创造条件让广大群众拥有财产、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在于如何清楚界定与保护财产权，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国有财产私人化的分配机制。在坚持了近代宪法所确立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原则的前提下，当代各国宪法规定了法律保留、公益征收和补偿等相关制度来保障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地位，[8]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